周聯華牧師 1920-2016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後書4 : 7
周聯華牧師於庚申年三月初七日出生上海,祖籍浙江省慈谿縣,換算西曆為1920 年4 月25 日,但他的證件都採用農曆3 月7日。父親是周餘生(後改名漁笙),在上海經商,周牧師是三姨太沈桂寶的獨子,母親是江蘇洞庭東山人。
周牧師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都在上海完成,他小學入讀當時上海最好的學校「中西女塾附屬小學暨幼稚園」(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該校教學一律使用英語。周牧師在此校唸到小學四年級就轉到只收男同學南洋模範中小學,但南模男同學的髒話連篇讓他很不適應,一年後即轉入上海另一所名校南洋中學,在此兩年奠下古文基礎背了很多古書,對他日後從事本色神學的工作很有助益。初三轉學至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直升高中後不僅對戲劇有濃厚興趣,更受到愛國精神啟迪,於課外活動的學習中培養了日後幹練的做事風格。
1938年進入滬江大學,乃接觸基督教信仰的契機,入學不久加入「八福團」團契,導師是前燕京大學任教哲學與宗教的徐寶謙(1892-1944)。徐師影響周牧師極爲深遠,他改變了周牧師初出茅廬不可一世的性格,並在家庭授課與團契活動中間,分享過去參與江西黎川鄉村建設的經驗,同時也介紹印度三雄甘地、泰戈爾、尼赫魯給周牧師。徐寶謙從未在信仰的事上給周牧師任何壓力,並向周牧師介紹了唯愛主義,讓周牧師明白武力解決不了問題,用理論、言語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無法互相說服,只有基督的愛才是辦法。徐寶謙以身教、言教深深影響了周牧師,周牧師一生中絕不與人爭論,也不與人吵架,寧願退一步「和平」相處與共存,這是「唯愛主義」,也是基督的愛的真諦。自此之後,周牧師凡事都以「唯愛」來面對,不與人爭辯好鬥,凡事謙讓,縱有毀譽,也任人謗之。由於徐寶謙老師介紹三位印度哲人,周牧師心中萌生出國留學的念頭,於是周牧師申請至青年會工作,一方面賺取出國留學的費用,一方面累積工作經驗。
1943年周牧師先在成都受訓,負責大學裡的事工,幫忙西南聯大學生中心的各項事務,1944年夏天被分派到桂林的廣西大學工作,擔任校會組學生幹事。但此時桂林失守,周牧師被指派協助學校搬遷至貴州的榕江,一路之艱難無法想像,但這段路程培養了周牧師學會廣東話,也幫助了當地的小教會,一時間那裡做禮拜的人多了起來。
1945年抗戰勝利回到上海,還要修習一年的商算才獲大學學位證書,故此與美南浸信會高樂民教士(Inabelle Coleman, 1898-1959)相逢,高教士邀他去當查經班、助道會主席,但周內心卻不喜歡,並且想著出國求學,整個人陷入苦悶與煩惱之中。高教士要他在禱告中找答案,結果周牧師最終在禱告中找到答案,並決定一生做傳道人。周牧師回憶說:「有了這一次單獨與上帝談話的經驗,我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從此真正知道我是耶穌的門徒、上帝的僕人。我要一生跟隨祂,無論貧窮、艱苦、患難,我都要跟隨祂。只要我確知祂要我做的,我可以不計較別人怎麽說。」1946年12月22日他接受了浸信會的浸禮,也決定一生奉獻給神成為傳道人。
1946年中華浸會神學院在上海復院,柯理培牧師(Charles L. Culpepper, Sr.1895-1986)被推選為代理院長。高教士介紹了英文系畢業在滬大圖書館工作的阮郇瑤(1919-2009)給他,兩人在聖公會的上海國際禮拜堂舉行婚禮,婚後育有三子求國(1951)、求義(1954)、求德(1957)。高教士還推薦這對新婚夫婦赴美接受神學院的裝備,但周牧師認為他們應該讀自己的中華浸會神學院,於是周牧師和周師母雙雙在1948年入讀中華浸會神學院,周師母同時在神學院的圖書館工作。但好景不常,國共爆發內戰,解放軍節節進逼,神學院在1949年2月決定送周牧師夫婦赴美深造。
周牧師夫婦去了美國肯塔基州的南方浸信會神學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神學學位,先在1951年完成神道學學士(B.D.)學位,緊接著在1954年獲取神學博士學位,又順利的拿到神學博士學位。當時美國有其他學校以優渥的待遇聘周牧師前往教書,使他對於要教書或是做牧師感到猶豫不決。這時教他講道法的老師韋思本(Jesse Burton Weatherspoon, 1886-1964)以提摩太後書一章11節勉勵他說,使徒保羅當年為了福音同時做傳道、使徒和教師,「保羅能,你也能」他並提到台灣是一個新興的宣教工場,正需要人才,於是周聯華決定放棄美國教職的邀約,回到台灣。
1954年8月抵台灣,不久即受邀成為懷恩堂的牧師(1954-1990)、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教授(1954-1985)、台南浸信會牧師(1954-1955)。當時與浸信會聯會關係良好的張群夫人馬育英女士得悉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新聘了周牧師,就邀請周牧師至婦女聯合祈禱會講道。隔了幾天又邀請周牧師到凱歌堂講道,不久就與當時年齡已78歲的衛理公會陳維屏牧師(1876-1972)輪流負責凱歌堂主日崇拜的講道,並在1966年擔任凱歌堂的專任牧師和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監督。
由於周牧師為蔣家擔任專屬牧師,報章媒體屢用「宮廷牧師」形容他,但他本人並不喜歡這個稱謂,對他而言,一個蒙神呼召的傳道人,不論信徒身份、地位、學歷、行業、年齡、貧富等,都要努力傳講神的話,帶領人回到神的面前與神和好。
周牧師自1954年起任教台灣浸信會神學院,這是他認為非常重要的工作,藉著良好的神學教育,可以不斷地把工人送到教會的第一線。他在神學院任教,每一科都深受學生與信徒的歡迎,因有紮實的學問,在神學院任教希望把一切所知道的都告訴學生,盡可能地介紹各種神學觀點、學說,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基督信仰。但學生卻誤會周牧師所介紹的都是他的主張,說他是「新派」、「自由派」,周牧師對這樣的說法做出回應:「容忍別人的看法,尊重別人的主張,但是我不一定要同意他的意見。」
周牧師具有普世教會的胸懷,主張和平與唯愛思想,學識廣博富有包容力,但這樣的理念卻不得到浸信會保守派的認同,1963年柯理培院長要退休之際,發佈了由周聯華接任院長的消息,可是由於一些人的反對,周聯華僅能短暫的「兼理院務」,旋由杭克安(Carl Hunker, 1916-2016)接下院長的棒子,這個過程稱爲「倒周運動」。「倒周運動」背後有三股主要的力量,第一股是西教士中間有人對周不信任,要求周聯華要與天主教及長老會的劃清界限;第二股力量是周牧師推行教會的自立不依賴差會,這個提議阻擋了一些傳道同事的經費補助與利益;第三股力量是反共抗俄組織的黨工支援「萬國基督教教會聯合會」(ICCC),反對周牧師參加普世教協(WCC),因普世教協裡有中國三自教會的代表,出席他們的會議就是不反共。周牧師本想透過神學教育來大肆發展他的理想,可以讓浸神的十年差會遞減補助計劃提前至1970代以前執行,但因「倒周運動」而受挫,但周牧師不為自己做絲毫辯解,上帝反而託付給周牧師更重要的角色。1997年蔡瑞益牧師擔任浸神院長,周牧師就一直擔任神學院董事長至他過世。
面對事奉,或許「人」的問題是最大的阻礙,但周牧師學習耶穌基督「虛己」的精神,來面對加諸在他身上的批評,他說:「這些年來,我逐漸在調適,學著與人合作,在許多我參與的事情上,『我』的成分越來越少,『別人』的成分越來越多。爲了事情的成功,我願犧牲我自己的觀念。但因此我被人批評爲『和稀泥』、『沒有立場』。我們只有那麽少的基督徒,還能老是分黨分派,自立門戶嗎?」周牧師從不為自己辯駁,總是願意與人和和氣氣,為了成全台灣眾教會的發展。
1963年,周牧師與長老會的黃彰輝(台南神學院院長)、黃武東(長老會總幹事)與眾教派召開籌備臺灣基督教會合一運動,形成了「基督教會事工合作委員會」,1964年聯合印發《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一書,邀眾教會一起歡慶長老教會在臺設教百週年,正式成立「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公推周牧師為主席。但當時政府誤解此次活動是為了召開親共大學。周牧師面對混亂的局面,以馬太福音五章29節勉勵大家以禱告托住整個活動。
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台灣島內人心惶惶,「基督教會事工合作委員會」決定由周牧師、彌迪理牧師(Rev.Harry D. Beeby)及一位天主教神父擬定國是宣言要向國際伐聲,但這篇草稿卻不被「基督教會事工合作委員會」接受,導致只有長老會拿去自行加了許多其他的內容,成了長老教會的國是宣言。隨著台灣社會的解嚴與開放,周牧師更進一步思考教會在臺灣如何發揮社會中光與鹽的角色,怎樣推動社會的和解以消弭對立,特別是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周牧師希望為台做一件彌補當年缺憾的事,弭平二二八帶給台灣的傷痕,1990年12月8日他和翁修恭牧師共同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這是他傳道生涯最有意義的事,他說:「假如我只能說一件事,那就是與翁修恭牧師一起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
他是一名多才多藝的基督教學者,著作等身,譯作與著作約有55本,幾乎全收錄於38冊的《周聯華博士全集》(2010),內容適合不同程度的基督徒,就算是非基督徒讀起來也是興味盎然。周牧師長期在聖經公會擔任譯經的工作,是《現代中文譯本》舊約翻譯員及修訂版的主編,也是《和合本修訂版》主編。為了普世教會有一本共同使用的聖經,95歲完成了《四福音書共同譯本》(2015)。
周牧師過了九十高齡,仍擁有如年輕人般的精力與體力,從沒聽過他喊「退休」、「我累了」這些話,因為作為主的傳道是沒有「退」下的時候。周牧師一生為人和藹、平易近人,直到95歲還願意為學生上課傾囊相授,故此他相知滿天下、桃李滿天下。他正如當年從提摩太後書一章11節所領受的:「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作使徒、作教師」,周牧師以他的一生為這節經文做了最佳註腳,如今他息勞歸主,完成上主交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