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瑞娟
俗語說，伴君如伴虎。許多王宮要臣在皇帝旁邊做事，不僅對話要小心翼翼、應對要戰戰兢兢，還得察言觀色。君權時代的大臣思想及行動沒有自由，隨召隨到，完全看皇帝的性情及修養。
到了民主時代，沒有經歷過二二八、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後代們，不能體會當時周牧師的處境，這也是情有可原。但是歷史不能夠塗抹遺忘，不能擦去或假裝沒事；將歷史還原，探索當代人發生的事件，才能夠警醒自己、忠告政府、國家才有全新的盼望與未來……
「短短10餘年中，一連領了祖父、父親、孩子的喪禮，那是因為祖父長壽，而孫子又過世得早。」——《周聯華回憶錄》〈我的事奉之二：蔣家三代〉
如果你的主管下班後傳訊息給你，身為台灣民主人的你會回覆嗎？「這要看他講的是甚麼事？」如果是好康的聚餐通知，那有可能「秒回」；若交待的是辦公室任務，那可能滑下視窗後就「不讀不回」了。
這也無可厚非，人終究需要下班休息。如果主管還是繼續傳訊息給你，那你還有一層勞基法的保障，可以幫你制裁並揪出慣老闆——只是看你想不想使用這項權利而已。這些情況代表了背後蘊藏的意義：「我們有權利選擇：回或不回。」不回，頂多遭主管白眼、被冷凍、升不了官，但周牧師當年面對他的主管，如果「敢」不回，那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要出人命的！而且不只自己被抓、被斬、連家人也連帶遭殃。
「拜託！有沒有這麼嚴重？不回訊息還要來我家抓我爸媽，有沒有搞錯！來我家抓人要搜索票的，而且我有權利不開門，還要報警處理！」沒錯，你說的都沒錯，因為生在台灣民主環境之下的我們，真的很難想像當年的「君權時代」是多麼恐怖。
再問，如果你是有個性，有能力、又負責任又有領導力的人，既不能辭官、也不能遠走他鄉，每個禮拜天還要跟恐怖的主管在一起，臉上也不能顯現出「勉強的表情」，說真的，若不是上帝定意要施恩給這個人，日子真的很難走下去。不是罹患了精神病、恐怕也內傷到說不出讚美上帝的話了。
領二百餘流亡學生逃難到榕江，一路蒙神保守
在《周聯華回憶錄》裡，周牧師說自己是「肯負責任有擔當的人」（周聯華回憶錄，頁一〇一），他很少講自己的優點，使我格外注意這個文中細節。那時他年僅二十三歲，大學剛畢業，卻被廣西大學校長指派帶領兩百多位廣東和江浙學生（流亡）逃難到貴州榕江——連人帶儀器，還有三餐伙食、家當要運籌帷幄。
西大到貴州距離有多長？粗算大約512公里——台灣南北縱長是395公里。想來這段逃難之旅必艱辛又困難，可比擬當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一樣，不只帶人還要帶心。
周牧師臨危受命，接下任務，很罕見地花費了近四十頁篇幅來詳細描述逃難的情況：如何搬人、火車站、獨木橋等種種的體力透支挑戰，加上交涉、食糧等智慧，令人讀起來都跟著捏了一把冷汗。最後周牧師還是完成了此一巨大的任務，「一個都不少的交還了學校」（周聯華回憶錄，頁一三一），當下他流淚了，三個月的壓力頓時感到輕鬆，但他遠離人群，走到一間教堂前，看到牆上的十字架時，激動得放聲大哭。
許多人還在追問：當年大陸怎麼丟掉的？
許多人至今還在追問的一個問題：當年蔣公怎麼會丟掉大片江山的？儘管眾說紛紜，但周牧師自己擔任凱歌堂牧師，每個禮拜天都會對蔣家人證道，以他當年帶領兩百多位流亡學生的實務能力，對蔣公應有一些自己的觀察。
透過以下幾段文字，讓我們有一些發現：
首先，周牧師對當局也會有不滿的情緒：「在我悶悶不樂的時候，在別的地方不敢講，在她的面前，有時候我會漏出一些不滿意的口風。她總是馬上禁止，要我說話小心，不准我對當局有任何不滿意的批評。」這位令周牧師放心、可講出心裡話的人就是虔誠的基督徒俞鴻鈞的夫人梁就光女士（周聯華回憶錄，頁二四八）。
其次，周牧師形容「媽咪」梁就光女士是一位賢慧、能幹，待人接物，有禮貌，有分寸的女性。「她治家，能使下人尊敬她，向她『效忠』，他（她）對她是我在其他家庭從來沒有看到過的。」要知道，當年前往凱歌堂聚會的還有蔣公夫婦。周牧師這樣說，是否暗指人們對蔣公夫婦的「效忠」已離得很遠了了？
再來，周牧師不只稱讚媽咪能幹，也同時稱讚自己的母親是一位「漂亮、能幹、大方」的女性，但他怎麼形容蔣夫人呢？「蔣夫人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美麗、大方，在溫柔中有一種威嚴。」缺了兩字「能幹」，就形同缺了「領導力」，試想：一個國家會強盛，領導人若如果沒有領導力，軍隊必定叛變與離心。
無法說出的傷痛與不捨
周牧師生在混亂、危機四伏的大時代，在他80幾歲時於濟南教會主講當年的二二八事件，他自比為哈巴谷，心裡時常有怨言，因為哈巴谷是最會與上帝爭辯的一位先知。但周牧師是有教養的人，對當時他身處的環境問上帝：「你怎能忍受這樣的壞事呢？」
其中，周牧師最不服氣的一點是：「如果有別人來侵犯、管理，至少這個國家的人要比他們好，才能讓他們服氣。可是那些人比他們還要不公正、還要不好，而上帝的聖潔是不允許有壞事與邪惡的，那麼為何要讓更不公正的人來管理他們呢？」（時代的呼聲，頁五七）
這是周牧師的內心發出的不平，與對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的遭遇表示哀悼與不平之鳴。當時，他沒辦法說出來，一說出來連妻子、孩子都不保；也沒辦法離開，所有的憤怒只能對上帝發洩。上帝最後回答哈巴谷說：「上一代種下的惡果，便在下一代爆發出來。」
假如政府遷台之初
周牧師自己帶過學生遷移，他身為一個卓越的領導者，又是怎麼看蔣公和退守來台軍隊及後來爆發的二二八對立事件呢？「假如政府遷台之初，能以大哥的姿態出現，儘管打了敗仗的士兵沒有像樣的服裝，但是卻有無上的尊嚴。在宣傳上告訴民眾為什麼我們會失敗、為什麼我們要作戰。在接收人員中有許多年輕有為的公務員和工程師，但難免也有些害群之馬，在接收的過程中缺少了溝通、尊嚴和同情。」
此刻，我彷彿聽到周牧師從心底發出的心痛與哀鳴：「我再說，假如當時政府對台灣民眾能像兄弟手足般相待，就不會有二二八，不會有後來惡性循環的仇視，甚至現在的對立與省籍情結。」（周聯華回憶錄，頁二六八）
悲慘的歷史事件不能重蹈覆輒，這是全人類的共識，因此我們才會透過周牧師的文字深切地反省與思想，最後，周牧師透過上帝對哈巴谷的話，告訴我們：「邪惡的人不得存活，但義人將因忠信而得生命。」（哈巴谷書二4，現代中文譯本）他說，「這是當時的答案，也是永恆的答案。」
上帝已經親自應許我們這個永恆的答案，不要失望，即使我們現在身處疫情下遙遙無期、或是身處台海危機惶惶不安、眼見香港被一中、抵抗暴政者「被肝癌死」（劉曉波）、俄烏局勢一觸即發……我們對上帝仍要有信心、有盼望，因為祂讓我們看到周牧師雖然他很痛苦，但還是被上帝所保守，且周牧師的下一代也蒙保守，這就是上帝使用周牧師這位忠僕為我們做的最好的見證！